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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夏至过后一日，黎明时分，在江宁京口（今镇江市）一座简朴粗陋的宅第里，一位耋耋老人含着欣慰的微笑，“临终不乱”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宋徽宗为此下诏“辍朝二日”，派中吏临丧致哀。朝野士大夫纷纷写挽词、致哀诗，“吊唁赴丧者甚多”。他，就是北宋宰相，我国古代伟大科学家、杰出政治家苏颂。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同安县城关人。宋庆功二年（1042年）进士，从政五十三年，经五朝，历任知州县、转运吏、部堂、最后升至哲宗宰相。

　　当吊唁赴丧的官员看到堂堂的大宋宰相府，却是一所“仅蔽风雨”的简陋住宅，不禁喟然长叹、唏嘘不已。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盛行的宋代官场，人们对这位廉洁节俭的宰相，含着热泪，真诚地奉上了发自心底的肃然和崇敬。

　　苏颂，不仅是世界级的科技巨人，更是勤政清廉的官场典范。

　　惠爱于民此最亲

　　这是苏颂受任地方官时写的诗句。

　　“诗言志”，苏颂把“惠爱于民”作为当官的最高使命。他一生五次出任地方官，每赴一任，都是尽其所能，身体力行，全心全力，为民造福，因而深受百姓爱戴。

　　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时，苏颂兴修水利，保田防灾。

　　知仓州时，遇黄河泛滥，苏颂立即上书提出疏引黄河水的办法，并不辞劳苦，深入灾区，亲预其事。

　　在杭州任内，他记挂市区水涩，百姓饮水不便，把凤凰山的甘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出任江宁县知县时，苏颂核实丁产，严惩一批瞒产逃税的劣绅，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1061年，苏颂到颖州出任知州期间，朝廷为筑皇陵向州县派贡，州县纷纷加派肥私。苏颂却一边上书为民请命，一边用变通的办法应对，任务完成了，老百姓还不知道。

　　元佑六年（1086年），苏颂受命研制水运仪像台。很难理喻，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竟能长年潜心基层，与一班“布衣族”平起平坐，促膝切磋，侧耳倾听他们的意见，博取他们的建议。

　　一个官吏能否清正廉洁，其根基是他是否爱民。凡真心诚意为民谋利，爱民如子的官吏，绝大多数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那些以晋升和私利为目的的官员，绝大多数最后都陷入贪污和腐败的泥淖。　　　　　 

　　故里碑与熙宁三舍人

　　同安通往泉州古驿道的岭头崎上，有一座木石结构的 “接官亭”，亭的东南侧，至今仍屹立着一方古朴的石碑，人称“故里碑”。碑的正中阴刻“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文字。两侧纪年落款为“大清光绪六年荷月吉旦、知同安县八十四敬立”。令人不解的是，碑文中“熙宁三舍人”既非官职，又非谥号，为什么却冠在“丞相”“正简”之上？岁月流逝，八百多年过去了，为何这位同安知县还必恭必敬地把“熙宁三舍人”镌于碑石，宣示过往的大小官员呢？

　　原来，这是一桩发生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有关官员选拔的重大政治事件。

　　宋熙宁三年（1070年），苏颂时任工部郎中、知制浩，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时任宰相的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到朝中任太子中允。苏颂并不反对新法，但是，事关为国家选人才，苏颂认为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越级提拔，必须是“非常之人，声名显闻于时，然后可以压服众议。”而李定仅靠讨好宰相王安石，巧对神宗质询，就“一言称旨，便授台官，此乃度越常格，隳紊法制”,是违反官吏擢升条例的。时为中书舍人的苏颂，冒着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与他的同事宋敏求、李大临一起，前后八次退还皇帝的“批条”，就是不肯起草任命书。

　　在皇权至上，君命不可违抗的封建时代，苏颂的抗旨，是多么需要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的精神。

　　因为违旨抗命，三人均被撤职外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宁三舍人”事件。

　　时间是无言的批评家。靠投机钻营、媚上取巧的李定，终因政绩平庸、不尽孝道、制造“乌台诗案”文字狱以及弄虚作假，一再被贬，“晚岁去位，人人唾骂”。

　　是的，吏治是否清明，任才是否得当，是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颂主张官吏的任用升迁应用法制来管理，不能用长官意志代替法制的选才思想，特别是他在选拔人才时坚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虽贵，奉养如寒士

　　苏颂一生为官，最后当上了宰相，掌管着全国的行政大权，却始终两袖清风，家用不足，保持着清廉节俭的美德。

　　苏颂任馆阁校勘九年，仅以薄俸养家族及近亲数十人，“妻子衣食常不给”，有客上门，竟“不能备一酌”。苏颂任尚书、宰相时已是中央大员，却“赡给常苦不足”。为了节用，他常常用裁下的碎纸片写字，并教育子孙们牢记于心，见诸于行。

　　苏颂把他的节俭美德凝结为一种清廉思想，并想把它推向政坛，影响社会。当车轿、衣饰涂金之风盛行时，苏颂引用先帝遗诏，上书皇帝说“先帝严禁涂金之令，所以戒谣侈，而敦质素也……望戒内外，不急修造……”并以身作则。升任宰相之后，他住宅依然简陋，乃至下属们都说，这样的“府第”实在与宰相身份“极不相称”。又有谁知道，这位相爷，除此“蜗庐”之外，竟“四方无尺椽寸土”！

　　曾肇写的《赠司空苏公墓志铭》中，是这样评述苏颂清廉节俭的：“家贫，担石不充，无愠色”“优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筑第京口，仅蔽风雨。比薨，来吊哭者，见其服用俭素，皆叹息而去。”

　　兴由节俭败由奢，今天，回过头来，重读这位高官的廉政史绩、节俭品行，其现实意义，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廉则昌，贪则亡”，总结古代廉政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对当前的廉政建设、惩治贪污、预防腐败，该是有所启迪、有所借鉴、有所裨益的吧？（张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