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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像

　　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

　　清初官场的奢靡之风，集中体现在官员们的吃喝靡费方面。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官的也不例外。只不过身居高位的朝廷命官们，其日常饮食的档次规格较之市井小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以清初的情况来看，刚刚经历了“天崩地解”般的明清鼎革，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照理说不具备大吃大喝的物质基础。考诸史籍却不然，事实上清初官场的吃喝风不仅盛极一时，而且比明末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清初官场的吃喝风在明末的基础上愈演愈烈了。

　　据时人记载“明季万历、天启之际，海内富庶”，“尔时虽朝夕过从，觞筹交错，一席之费，未满一金”，也就是说吃极其丰盛的一顿饭也花不到一两银子。然而清初官场宴会之花销却陡增：“诸臣年来日从事于宴会，笾醢之费三倍于昔，加以优伶戏剧，五倍于昔”，官员们在大快朵颐的同时还不忘佐以听戏这样的精神享受，这样一来就至少得花五倍的钱；而且宴会的普遍与频繁程度令人吃惊，官员们往往“才出公署，即赴宾筵，甚有一日几家征召者”，吃请不暇，到了来不及赶场的地步。

　　至于当时京城官场宴会的食材等细节，清初着名文坛领袖，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在其《带经堂诗话》中提到“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今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未足为比”，“滦鲫黄羊满玉盘，莱鸡紫蟹等闲看”，各种奇珍异味毕现，其奢靡程度令人咂舌。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奢靡之风在明末就已经抬头，虽经鼎革之沧桑，此风不仅不衰反而愈盛，宴会动辄“罗列丰腆，穷极水陆，宴县官必取盈百簋，不如是县官亦不乐”。区区七品县令就有菜必过百的排场，道、府以上的地方中高级官员其奢靡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面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个案：大名鼎鼎的靖南王耿精忠封藩福建，他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爱好，“平居喜食鸭翅，每下箸，非数百不餍。尤嗜熊白，庖人百方致之，偶失饪，即获死。”一鸭不过两翅，如此一餐不知要宰鸭多少只，可谓穷奢极欲！所谓“熊白”，系指熊脂，即熊背上的白脂，属于难得的珍味。此物在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自然极为珍罕，可怜的厨师竟因为搞不到这样的珍稀食材而丢了性命，耿氏之奢靡残暴由此可见一斑。

　　反奢靡改变了社会风气

　　入关伊始的清王朝对于愈演愈烈的官场吃喝风自然不会坐视不管。顺治四年（1647），时任礼科右给事中的杨时化针对当时官场日益泛滥的吃喝奢靡风气专门上了一个题本，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危害：“即如宴会一节，自恒情视之，不过往来之常，纵极暴殄，有何关系？不知废职诲贪，养交乱政，此为厉阶！”对此，清廷特颁明旨，“禁革诸臣宴会”。

　　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康熙谕礼部：“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其于治化，所关匪细。”康熙要求九卿等官会同礼部制定办法严加禁止。

　　康熙还说：“世之财物，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人若节用，自可有余，奢用则顷刻尽耳，何处得增益耶？”“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撙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天下之物力有限，当为天下惜之。”他亲作《勤俭论》一文，全面阐述力戒浮奢、节用俭约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重大意义，希望各级官员高度重视、身体力行。

　　康熙最难能可贵的是以身作则，毕生摒绝奢靡、躬行节俭，以为臣民表率：“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宫中服御之具质朴无华，至于古玩器皿之属，皆寻常极平等之物，竟无一件为人所罕见可珍奇者。”

　　康熙生活之简朴，为当时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所亲见与赞叹，他在所着的《康熙帝传》中说康熙“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像的程度。他喜爱简朴，甚至在他的衣着和他的一切生活用品上都能看得到……总而言之，在他周围的一切，人们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其他亚洲君主处处都要摆出来的穷奢极侈的排场。”

　　由于康熙自“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光禄寺先前每年需用钱粮六七十万，陆续节省核减，一年止用四五万两；且工部先前每年需用钱粮百万有余，亦经陆续节省核减，止用十五万余两”。国家财政开支大为节省。

　　纵观清初康熙时期的禁革奢靡、倡行俭约政策，因为上有康熙本人身体力行、高度重视，下有许多地方官员秉承意旨、积极贯彻，成效十分显着，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王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