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出将,蜀出相。”是一句古语,用来区别当时的川东(今重庆市)人和川西(今成都)人的性格特征。意思是说,川东人性格粗犷豪放,打仗勇敢,所以有很多着名的武将。而川西人则温和文雅,所以做文官的多。其实重庆人中也有很多做文官做得出色的。前面说到巴蜀的状元,最先就出在重庆,如宋代的冯时行、蒲国宝都是巴人。明朝还有个文官做得好的,名叫江朝宗,洪熙元年(1425年)生于重庆府巴县,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
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中,进士就是通过地方各级考试后,参加朝廷殿式被选拔录取的高级人才,最后再由皇帝亲自面试,确定状元、榜眼、探花等名次,可说是与状元仅一步之遥。江朝宗虽然不是状元,却也受到朝廷赏识重用,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曾加入朝廷的史志编纂班子,参与《大明一统志》《英庙实录》等文献的写作编纂。由于学问出色,文章一流,口才也好,皇帝还特别聘请他为“侍经筵”,也称御前讲席,就是专为皇帝、太子和朝廷重臣解释儒家经典的讲师,民间称为“皇朝帝师”。
然而人生无常,江朝宗的仕途也不平坦。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江朝宗在朝廷的巴县同乡好友牟俸,因在山东、江苏等地任巡抚期间,为救济灾民打击囤粮居奇抬价牟利的豪绅大户,得罪了不少人,被皇帝的近臣汪直诬陷问罪。江朝宗出面为牟俸辩护,也受到牵连,一并被捕入狱。一年以后,江朝宗被逐出京城,贬谪到广东任“市舶提举”。那个职位就是代表朝廷在广东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相当于省级海关关长兼税务局长。
那时的广东市舶司设在香山浪白澳,也就是今天的澳门那个地方,远离省会广州,而且“水土甚恶”。市舶司就是几幢土墙茅草屋,办公和生活都在一处,条件十分艰苦。
明朝自永乐年间(1403-1424年)起,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国民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只开放朝贡性贸易。直到隆庆年间(1567-1572年)调整政策,解除海禁,中外通商才走向正常开放。故而江朝宗在此之前任职的“海关”,主要职能是闭关而非通关,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不会有什么事的绝对闲职。江朝宗以从五品官衔担任市舶司提举一职,相当于被朝廷“打入冷宫”,流放到天涯海角了。江朝宗遭遇了人生的一大考验。
更大的考验却在后头。15世纪后期,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始兴起,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探险家已经四处出击。日本、琉球、爪哇、暹罗等亚洲各国的商人也先后涌向中国。广东市舶司面对南海,每天都有外国商人前来叩关,以“向大明皇帝进贡”的名义,要求进内陆做生意。江朝宗的市舶司经常要接待外国人,处理洋务;要检查相关国家“关文”的真假,鉴别处理“朝贡商品”与“走私商品”。作为朝廷命官,又从小受到儒学士大夫文化的熏陶,江朝宗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把一批又一批走私货挡在国门之外。
商人都有逐利的本性,吃小亏占大便宜更是他们的信条。一些外商以及被他们雇佣的买办,就使出行贿的手段,花钱送礼恳求江朝宗高抬贵手。有的外国使者想与江朝宗见面拉关系,争先恐后地向市舶司的办事人员行贿,口称仰慕大明朝廷士大夫的威仪,希望当面聆听教诲。同时向江朝宗奉上各自国家的土特产,如香料、宝石、红木、椰子、芒果,以及用金、银、铜、锡等原料制作的水壶、杯盆、器具、珍玩之类。江朝宗对贿赂一概拒绝,并告诫手下不准接受任何礼品,违者严处。史籍记载的是:“夷使愿见者恐后,所贽方物,秋毫无取。”
江朝宗严格恪守“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道德信念,清廉为官,不仅拒绝接受洋贿赂,自己也不向朝廷官员送礼。他在广东任职期间,甚至没有给皇帝和当朝宰相写过一封私信。朝廷似乎也把这位曾经当过“帝师”和“太子师”的文人忘记了,一直没有再召他回京。直到江朝宗因年老体弱向朝廷提出退休申请,皇帝才想起他来,恢复了他的内阁侍读学士职衔,允许他回老家休养。
江朝宗回到巴县后,利用为朝廷编纂国家史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着书立说,整理本土文化典籍,先后完成了《重庆府志》《蜀中人物记》等着述,为重庆的文化积累和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家乡父老对江朝宗也十分敬重,多次推举他担任县、乡祭孔大典的主宾。在他于79岁那年去世之后,重庆府和巴县把他作为乡贤来祭祀。他在朝廷和地方清廉为官,拒绝洋贿赂的故事也被载入了史册,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据民国向楚《巴县志》、三联书店《澳门简史》1999版资料整理编撰 重庆市渝中区纪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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